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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电影文学》编辑部
来源：《电影文学》年第13期第14-19页
市场经济浪潮下上海电影的突围与茫然
——年代上海电影研究
张广达 刘海波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
［摘要］放眼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电影，可在四个方面呈现出其独到成长：年上影厂首开上海90年代主旋律电影创作之先河形成“红色上海”；娱乐片方面频现如张建亚导演的“后现代三部曲”等商业片精品，形成“滑稽上海”；主流艺术悄然转型，第六代上海本土导演开启代际更迭，形成“茫然上海”；同时，一批域外导演的怀旧创作，呈现给观众一个似真似幻的“上海镜像”。总体来说，90年代转型期的上海电影如在断桥之下，可谓暗流涌动，主流不明。
［关键词］90年代上海电影；市场经济；娱乐片；主旋律电影
放眼上海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格局，深受市场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与主旋律电影创作*策的影响，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娱乐片以及第六代导演“代表边缘的独立电影”［1］四大电影类型割据市场版图。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则须追溯至年，作为一个“充满历史事件与空前的历史契机的年头”，［2］电影局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同时亦明确提出娱乐片概念，并积极推进一系列娱乐片创作及相应的影视工业探索。学术界也出现了一场以《当代电影》为阵地以《对话：娱乐片》为论纲旨在对这一波风潮进行辩驳与检视的学术争鸣。然而，裹挟在急功近利的市场大潮之中，娱乐片探索难克时艰，大量“要钱不要脸”的烂片一时泛滥，“吓破胆、笑出泪、食指大动、性欲亢张”［3］之娱乐目的甚嚣尘上。最终，这一场市场闹剧因为翌时*治风波悻然收场，但也正以此启发了90年代上海电影的转型之路。
一、滑稽上海：
集体转型突围影业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的娱乐片裹乱与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给上海的娱乐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却也是更大的挑战，触碰到上海电影行业的紧张神经，却已是引而难发，亟须改弦更张，纵使伤筋动骨，也不得怠滞。重拾史料不难看出，在90年代初，上海本土电影面临四大危机。一是“三号文件”发布，“统购统销”变“自产自销”，上影厂与除中影外的其他电影厂一样失去救命稻草，只能断臂求生。年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广电字3号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4］，电影票价亦全面放开；二是广播电视行业蓬勃发展，对传统影院的票房成绩造成了腰斩式打击，年9月，世界上的第一台VCD在中国诞生，碟片技术的高速起步更是进一步压缩了传统电影院的票房空间；三是上影厂经济困顿，设备破旧到影响拍摄的程度，年上半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内外负债万元，拍摄设备仍旧沿用五六十年代存备器材，老化严重，难以支持优质影片拍摄，但因为经费有限难以更换，无以为继；［5］四是外有好莱坞电影虎视眈眈，内部资本雄厚、制作成熟的港台合拍片已然垄断影院生意，合拍片带来的短暂收益之于上影厂的本土制作可谓饮鸩止渴，却又是势在必行，年上海票房最高影片前十，港台片独占前九席［6］。
找门路，找片源，找资金，找导演，上海电影从“老员工”变成了“生意人”，一时面临“不借鸡难下蛋”的窘迫境况。
指认上海20世纪90年代的娱乐片探索，先须看到凛冬倾轧之下上影厂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压力。如何在传统的主流艺术创作中寻找到更为恰切的商业定位，无疑是这一时期上海影人所须面对的唯一命题。而这一由*治、经济、文化、历史进程四个维度交织的“虚拟陷阱”，却也是他们所面临的时代考验。但上海影人从容应对，集体以后现代的影像塑造与故事呈现试图去弥合商业与艺术之间的隔断与沟壑，并真正地将视角从以往较为统一化的主旋律落地到市民层面，由此而生的试验性作品均在商业成绩与艺术高度大获成功。其间戏仿式的市民喜剧电影悄然崛起，笔者谨以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几部佳作为缩影总结90年代上海在娱乐片创作上的文化转型。
年由张建亚执导的影片《三毛从*记》一度被认为是“首开中国电影娱乐化改编之先河”［7］的作品，并与后来年的《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及年的《绝境逢生》并称“后现代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不仅致敬改编并统一戏仿了以往原型的精品漫画《王先生》和同名的传统文学《三毛从*记》，更是对诸多影视作品的经典桥段进行了戏谑式的再现，尽犀利反讽之能事。作为第五代中自嘲为“在同学造出的寓言面前束手无策，路路不通”［8］的失落者，张建亚独有的海派幽默情怀早在年的《绑架卡拉扬》中有所展现，其作品被誉为“中国喜剧向幽默荒诞的美学深度开拓的成功证明”［9］。但90年代上海讽刺喜剧的发端，应是鲍芝芳年执导的针砭时弊之作《江城奇事》，不同于张建亚对历史的戏仿解构，鲍芝芳以一出闹剧的形式呈现了现实中交织人情世故的*府腐败乱象。年香港导演李国立执导的《股疯》与姚寿康执导的《乔迁之喜》则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