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大伊万发了一篇《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论古典中华帝国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当然了，由于篇幅太长，当时发的其实只是这篇文章的上篇，下篇大伊万留了一个坑说“下周再发”，却由于临近年底、事情不少，连续两个周末都把这事儿给耽误掉了。眼看着这挖坑不埋都是第三个星期了，故而大伊万决心，下定决心、不怕万难，今天晚上哪怕是写到凌晨三点，也要在过年之前把今年挖的第一个坑给读者们填上。
在文章中，大伊万提出，作为旧式王朝国家的“古典中国”，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从15世纪开始、持续到17世纪末期乃至18世纪前期的、在中原王朝统辖与广义的“中华帝国体系”范围之外的、完全异质的文明挑战。其主要代表，包括了步步紧逼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乃至英国殖民者等海洋殖民文明，以沙俄帝国为代表的陆地殖民文明，以及相对于古代中华的“天下”体系更为异质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帝国。不出意外，这一论断在读者口中又引发了争论，有些读者老爷认为大伊万“又在黑明清”，有些读者老爷认为大伊万“怎么不提‘五胡乱华’/‘蒙古入主中原’”，还有些读者则又开始叨逼起了“崖山陆沉”、“满清入关等于日本侵华”这种很大程度上包藏祸心、已经被咱们批驳过很多次的陈词滥调。
“五胡乱华”事件在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晋记》、房玄龄的《晋书.后妃列传》等古籍里，往往都用“内侮”（家庭内乱）、“叛逆”（以下犯上）等属于内部事务的词语加以形容，并不认为这是“蛮族对中国的入侵”
其实，只要认真看了大伊万在“上篇”里花了大量篇幅用来阐述的、用于界定何谓“最大挑战”的前置条件，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何所谓的“五胡乱华”之类的历史事件算不得古典中国历史中遭遇的“至暗时刻”了：很简单，相比较诸如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这种完全异质的，且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极其强势的海洋殖民者的挑战，广义上的“五胡”族群既不异质，也不强势，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中原生活方式的周边民族后裔。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尽管网络上对所谓的“五胡乱华”和“冉闵天王”吹得很高，严肃史学界却从来不为所动，而是精确地将这一历史时期定义为“北方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主要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距离“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差距实在太远了，当然，考虑到民科历史学家和所谓的汉民族主义分子最近几年在“五胡乱华”上发明的神论实在太多，大伊万准备在近期就“五胡乱华”和“冉闵天王”的问题写几篇文章，到时请各位读者指教。
明末蒙古三大部分布示意图
至于“蒙古入主中原”和“满洲入侵”，只要是看过大伊万之前的文章，其实都不难理解大伊万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咱一向认为，在古典中国过渡到近代民族国家之前，在古典中国的国家建构基本处于“同心圆”状态下的时期，在蒙古和女真其实都属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广义范畴的情况下，蒙古与金朝，蒙古与南宋，后金与大明的战争，还应当属于古典时代王朝战争的范畴，和近代意义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并非一回事。也正因如此，才更凸显出了古代中国的“15到17世纪危机”的危险性，毕竟，相比蒙古和后金这种广义中华体系内的族群，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完全不属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的范畴，这些文明与民族的登门踏户，才是古典中国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也更凸显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斗争的可贵。
咱们前面说到，古代中国在历史上遭遇到的第一次“至暗时刻”，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西方殖民者的渗透和准噶尔蒙古的崛起、加之内部危机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局势的逐步崩坏，一旦处理不当，不管是西方殖民者继续渗透，还是坐视准噶尔蒙古完成统一整个蒙古和藏区的伟业，都将直接对古典中国核心统治区域形成难以估量的威胁。伴随着清帝国在东南沿海收复台湾、在东北边陲击败沙俄、基本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使命、国内实力又开始复苏，西方殖民者暂时停止了向古代中国统治核心区域的大规模渗透；而伴随着清帝国连续向和硕特汗国、漠北蒙古诸部尤其是准噶尔本部用兵，加上对漠南、漠北蒙古诸部的全力经营，通过复杂的政治手腕，不仅实现了对准噶尔帝国的“去功能化”，还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灭亡准噶尔帝国，将天山南北尽数纳入到古典中国实控范围，消除了准噶尔帝国的威胁，甚至还在无心之中拿到了中亚地区的陆权。伴随着清帝国在中原本部与周边地区统治的稳固，古典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消除了巨大的威胁和隐患，迎来了“平静时期”。
俄国人所绘清军与准格尔军交战图，左侧为清军，右侧为准格尔军
但是，相对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结束了，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清帝国统治逐步走向末期，也伴随着西方列强国内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调整，古代中国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时期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至暗时刻”：内忧外患的清末。
晚清在对列强战争中的表现糟糕
现在提到“清朝末年”，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都是“不平等条约”、“屡战屡败”等相对笼统的说法，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单纯用对外关系上的“不平等条约”或军事上的“屡战屡败”，远远不足以形容清帝国末期内外局势的崩坏、文明的危险程度。首先还是说“内忧”好了，咱们都知道，某一个特定地理大区内的农耕文明的生存、发展与没落比较遵从于马尔萨斯陷阱理论，在地理大区内的农业资源有限、且外部环境相对比较封闭、人口又处于指数级增长状态下时，必然会导致人均享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这种人均资源降低到一个阈值后，就会导致“多余人口”因为饥荒、战争与动乱而被消灭掉，而农耕文明统治阶级旷日持久的攫取与掠夺主要生产资料、也就是搞“土地兼并”的过程，将大大加速“马尔萨斯陷阱”的到来。总之，“马尔萨斯陷阱”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和“治乱循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一般体现，按照古代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规律，一般一个古典王朝在建立到年左右，就会开始出现马尔萨斯陷阱，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古典王朝能挺过“三百年大关”。
图中阴影部分为晚清丢失的国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图片来自互联网）
清帝国作为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古典的、以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的王朝，自然也没有逃过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尤其是清帝国中期以后，伴随着国内形势总体稳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人口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势头，大大加速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到来：一方面，清帝国的人口从年左右的1亿人，短短一百年时间就暴增到了年的3亿人，再到年左右又增长了1亿人口，短短一百五十年间，人口增长高达3亿。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则是耕地资源的急剧下降，根据清帝国核算，17世纪末期清帝国全国耕地大约7亿亩，而到了年左右，全国耕地也只不过增长到11到12亿亩左右，与暴增了四倍的人口相比，耕地增长不到一倍，导致人均耕地从原先的7亩锐减到不足3亩，已经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最低限度。“马尔萨斯陷阱阈值”即将到来，人均占有耕地数量急剧下降，人地矛盾则急剧提升，从内政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意味着清帝国治下的古代中国已经危机四伏，马尔萨斯指出的“天启四骑士”就要降临人间、挥舞死神的镰刀大开杀戒了。
马尔萨斯
清帝国的统治危机四伏，随时有爆发民变的危险，外部环境更不安稳——不，不仅仅是笼统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事实上从英、法、美、俄等国的中国政策来看，由于彼时的西方列强已经脱离了16到17世纪以攫取土地、矿山等资源，依托奴隶贸易发展工矿业和农业生产，反哺地中海沿岸的手工业与奢饰品制造业的“资源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了18到19世纪的以本国的工业革命为基础，依托开拓全球市场消化本国产品，从而实现资本循环与增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侵吞中国本部”、“占领整个中国”的诉求在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中比重下降。毕竟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看重的是开拓市场、稳定消费，而一个有效的、且能够控制的集权制政府，加上由这个政府控制下的几亿潜在的消费人群，将成为产品倾销的最佳对象，既不必受地方军阀的侵扰，也不必受不同地区税卡林立之苦；而另一方面，中国东部地区的战略纵深与人口密度实在太大，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侵略者，也不会疯到吞并战略纵深这么大的一块区域，诚如瓦德西后来所言，“无任何人能统治此等生灵十分之一”。因此，近代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东部地区的侵略，基本上遵循的是“袭扰-城下之盟-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大肆倾销产品-赚到盆满钵溢”这么一个行动逻辑，军事行动服务的是政治甚至经济目的，整套行为模式与古代周边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袭扰打草谷区别不大，只不过一个要的是赏赐，一个要的是市场，一个是从草原方向过来，另一个则是从大海方向过来的。
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导致朝贡体系崩溃
尽管古代中国东部的农耕民族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近代列强试图吞并的对象，但清帝国花了好大功夫才拿下来的、最终完成实控的西部边境地区，尤其是新疆和西藏这两块区域则不在此限：咱们还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目光也并不集中在中国一个身上，资本主义帝国列强的争斗同样贯穿了整个18到19世纪全过程。诸如因为“七年战争”开始的英普-法奥俄之间的斗争，因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英-法之间的斗争，因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而开始的英-法、俄-法之间的斗争，因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英法-俄之间的斗争，因德意志统一战争开始的普-奥、普-法之间的斗争等等。伴随着整个欧洲地区长达百年的大乱斗，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开始初现雏形乃至逐步成熟，尤其是伴随着英俄两国斗争的加剧，两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中亚地区对大国斗争的必要性，其中包括了诸如布哈拉、哈萨克、阿富汗这样的中亚小国家，也包括了中国的新疆，更包括了位于新疆南翼、能够对新疆南部绿洲地带形成威胁的中国西藏地区。与对中国东部地区的侵略遵循资本逻辑不同，英、俄两国对新疆等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侵略，是服务于这两个国家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地缘政治战略的，如果说资本战略只是要赚两个钱花花，那地缘政治战略说白了就是不择手段搞死对手、自己成为老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有必要，吞并中国的西部地区当然是在可选范围之内。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俄两国不约而同地发动了对中亚、包括新疆和西藏的渗透与侵略。英国侵略军步伐最早，年就穿过了开伯尔山口，发动了对阿富汗地区的侵略行动，试图穿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中亚盆地，确立自己的陆权，但由于阿富汗山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成功。随后英军另辟蹊径，开始向中国西藏地区渗透，试图通过西藏地区进入新疆乃至中亚绿洲谷地，尽管进展缓慢，但是英军在年、年先后两次从亚东地区入侵西藏，经过渗透，英国方面在西藏确立了自己的殖民利益。
电影《红河谷》剧照
在英国开始染指中亚地区后，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年派兵侵占浩罕汗国，并支持浩罕汗国封建领主阿古柏在新疆地区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而英国也紧随其后，派出专员同阿古柏商谈“军事援助”“外交”事宜，准备同俄国争夺新疆。随后，俄国又在年占领布哈拉汗国，整个中亚地区、包括新疆地区遍地烽火，尽管左宗棠率军经过血战，终于夺回新疆，但英俄两国对新疆、西藏的渗透与侵略并未停止，伴随着清帝国统治力的下降，甚至进一步加剧。更不用说，伴随着英俄斗争的加剧与日本的崛起，两国的争斗从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拓展到远东地区、英国又带动日本加入了对俄斗争的行列，并最终导致了年爆发的、以争夺中国东北地区战略主导权为主要目标的日俄战争，让中国外部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了。
在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逐步崩坏的情况下，清帝国的内部矛盾在19世纪50年代终于爆发：年初，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仅仅两年后，年3月，太平天国军队攻克南京，拿下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的大片区域，清帝国与江南财赋核心的联络中断；由于清帝国与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苏的交战，整个中国中部地区一片焦土，使豫东、皖北的贫困农民也迅速发动起义，出于本地人对马帮土匪的称呼，这些起义军被俗称为“捻军”，捻军依托马匹机动，迅速席卷了中原地区；年，广东天地会在广州发动起义，自称“红兵”（或称“洪兵”），红兵队伍一度发展到二十余万人，将广州城团团围困达半年之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红兵”队伍以两广土著为主，且混进了大量的流氓无产者，这支队伍在围困广州城期间，对两广区域的客家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抢掠，直接导致广府客家人在清帝国出兵镇压“红兵”时，全部站在了清政府一边，而这又使得两广地区原本因为人地矛盾而激化的土、客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因此，年，“红兵”起义刚刚被镇压，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席卷了整个两广地区的土客械斗就拉开了序幕，双方在激烈仇杀中完全失去了理智，整村、整寨屠杀的事件比比皆是，而清帝国则因为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完全腾不出手来予以干预，一直到年，土客械斗才在清帝国的强力干预下停止，而这一场席卷了两个省的民间械斗，粗略估算就造成了数百万人伤亡，原本繁华的广府地区也在无休止的械斗中彻底破败，整个南中国地区的经济也自此彻底趋于崩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在19世纪，由于清帝国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与缺陷，加之诸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主导权、确立国际体系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使得古代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列强强势的资本、商品、文化与军事冲击，古代中国传统的、稳固的农耕文化与生产方式近乎被完全摧毁，进一步加剧了清帝国内部的矛盾、放大了清帝国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的内部矛盾完全爆发，整个中国华东、华南等国土上的“精华部分”几乎化为焦土，大大恶化了清帝国的国家能力不说，连带着使得清帝国对边疆地区原本就已不稳的控制力再度下降；紧接着，则是英、俄加上后来的日、法等国在争夺世界或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蚕食乃至直接吞并，而在清帝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原本就在逐步下降的情况下，这种长期蚕食最终只会导向一个结果，那就是由清帝国实控的边疆地区在清帝国末期丢掉；而一旦丢掉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和新疆这两大地缘政治上的要害区域，则意味着古代中国在进入现代中国之后，地缘政治环境的极大恶化与劣化，再加上第一点和第二点因素的“加剧震荡”，那样的现代中国已然不能被称为一个大国，只能成为一个比奥斯曼帝国还要惨的小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们历史课本上所说的“清帝国末期的危机”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可怕，而这场“19世纪危机”，也就成为了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过渡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后一个“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