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晚期能治愈吗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720575.html作者：虞吉张钰
责任编辑：檀秋文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4期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献礼电影文化模式”是为了庆贺和纪念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人物，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影片创作和放映活动，尤其以逢十的重大庆典节点为主。这些历史性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的周年庆典、建*周年纪念、建*周年纪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争战役、标志性历史事件和*的代表大会等。“献礼电影文化模式”作为中国电影独有的*治文化产物和电影文化现象，与国家发展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因此，“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在每个时代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年的十年间，“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在商业电影文化的大语境中被重新激活，且越来越显现出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大势，使“主流大片”的夙愿变为现实，并在多元类型化的方向上持续拓展。立足当下，回溯由来，深入透析“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历史生成与演变重塑的流脉，显然具有史与论的双重价值。一、“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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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中国“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发端于年3月，成立仅一年多的文化部电影局与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在全国二十个大城市同步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周恩来总理为新片展览月亲笔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人民电影事业的光辉成就》。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文化部组织国营电影制片厂集中力量拍摄一批优秀影片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这是“献礼电影文化模式”首次规模化地呈现。其模式流程一般表现为：领导人或行*管理机构组织牵头，国营电影制片厂集最优力量摄制，全国院线同步发行，献礼展映，领导人题词，权威媒体刊发社论。（1）年11月，周扬在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对献礼片提出坚持“三好原则”，即“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年，文化部在各大城市举办的“庆祝建国10周年国产片展览月”活动中，展映了《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回民支队》《林则徐》《宝莲灯》等36部题材多样的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技术上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其中多数故事片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电影开始恢复生产。年，文化部专门成立献礼片领导小组，筹备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典，在当年的国庆和次年的元旦、春节共分三次集中展映了近三十部献礼片，如《从奴隶到将*》《归心似箭》《吉鸿昌》《小花》等优秀影片，实现了与“十七年”献礼传统的对接和拓展。经历了“文革”的电影艺术家们创作热情高涨，“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治文化地位也重新确立。年3月，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的概念由此开始使用。同年7月，为迎接建*60周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40周年，以及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广播电影电视部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年1月，广电部和财*部成立了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资金。在一系列举措的支持下，“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发展体现着*府主管部门的现实期望和要求，先后创作了一批高质量、以体现时代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展示*和*队形象及革命历史事件为诉求的主旋律影片，如《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开天辟地》、“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等史诗巨片，构成了献礼片创作的最大亮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分账大片的引进极大地冲击和刺激了国产电影业。以国家大力投入和庆典契机为优势的“献礼电影文化模式”仍在续接，但此时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更多被大片想象和大片情节所困扰，在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开始尝试兼顾市场效益。年3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九五五〇”电影精品工程，建立专项资金支持精品电影的拍摄，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规划到年拍出50部电影精品，每年拍摄10部的愿景，开启了主旋律大片的创作期待。以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为引，先后创作了《七·七事变》《鸦片战争》《我的》《国歌》等一系列献礼影片。此外，以《红河谷》《红樱桃》《红色恋人》《*河绝恋》《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也开始参照好莱坞大片的类型模式进行创作。然而，其市场效应与社会反响不尽如人意，与“主旋律”大片的期许仍存有较大的差距。进入21世纪以后，以《英雄》为起点的“古装大片”迅速蹿升为中国电影的主流，伴随着电影体制改革、市场化建设、院线建设的全方位转型，拉开了国产商业大片时代的帷幕。此时的主流电影在古装大片的夹缝中不断寻求突破，“新主流电影”出现在银幕上。“主旋律”变身“新主流”的过程中亮点不断闪现，其中延续性最好、稳定性最强的就是“献礼大片”。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电影人筹备了一批主流大片。《风声》《集结号》《十月围城》等影片先后出现，且在市场化探索上锐气十足，但缺乏稳定的类型化支撑。从年4月开始，中宣部文艺局和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先后两次联合主办“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向祖国汇报’重点国产影片推介活动”，共推介影片超过五十部，如《建国大业》《天安门》《沂蒙六姐妹》《铁人》《惊天动地》《谁主沉浮》《可爱的中国》《人民至上》《秋喜》《三峡伟业》《月球探秘》等类型多样、题材广阔、艺术创新的献礼影片。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建国大业》，真正采取了大片化、商业化和类型化的策略，以4.3亿元创造了当时国产影片的票房新纪录，表明了“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卓有成效的创新与突破。紧接着，针对年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建*90周年纪念日，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年建*90周年纪念日等重大历史纪念节点，先后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团大战》《建*伟业》《建*大业》等献礼影片。从目前的情况看，由《建国大业》《建*伟业》《建*大业》组成的“三部曲”延续了同一个类型化套路，在口碑和票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主流大片”的愿景变为现实。年9月30日，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献礼，《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影片点燃了国庆档电影市场，使“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再现了六十年前的辉煌。二、“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院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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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演变历程，在21世纪伊始，《张思德》《集结号》《风声》《十月围城》等主流电影创作就以多点位探寻的方式进行院线化尝试，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类型化支撑，表现不尽如人意。年，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为契机，成为“献礼电影文化模式”院线消费的重要节点。由韩三平、*建新执导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采用商业电影的运作策略和工业化制作原则，开始了“献礼模式”的全面翻新。《建国大业》改变了献礼影片的组织形式和摄制流程，从原来由国营电影制片厂集中摄制，到由中影集团牵头、聚合国营电影公司和民营电影公司等多达39家出品单位的力量，选择中国电影界最优质的创作团队和发行团队。《建国大业》在商业化上主要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采用全明星阵容。《建国大业》充分利用“中影”的资源和品牌影响，邀请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位明星参与演出，以“全明星”阵容吸引观众到影院观影。二是全景式、奇观化场景的呈现。《建国大业》围绕“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将国共阵营从高层到基层的*治、*事博弈宏观、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后续的献礼大片基本沿用了这一模式。年，为庆祝建*90周年拍摄的《建*伟业》，由位明星组成，聚集了多位知名导演参与创作。宏大的场面、震撼的动作、仿真的历史画面，使影片更具观赏性和现代质感，取得了4.09亿元的高票房。年，为庆祝建*90周年的《建*大业》更是大胆启用多位80后、90后偶像明星圈粉，尽力挖掘这些新生代明星的吸引力，将主流叙事赋予青春化的书写，也取得了4.04亿元的票房收益。纵观年以来十年间主流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建国大业》《建*伟业》《建*大业》组成的“三部曲”为代表的主流大片，都是以献礼为契机，以重大历史事件统合全片，以全景观照的宏大叙事、全明星阵容与大场面奇观营造开拓主流商业大片的路径。这种方式不仅弘扬了主流价值观、历史观，同时也在数字化与商业化的语境中激活了特有的“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当然，从类型程式、类型演变的角度来审视，以“三部曲”为代表的主流大片，主要依靠“全明星阵容”“大场面奇观”等单一类型元素的放大来完成类型打造，观众往往满足于“数星星”的银幕识认，而缺乏真正的深度认同和感染，整体上的类型化程度较弱。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年暑期档，《建*大业》与《战狼2》同天上映，却出现了口碑和票房两极分化的状况。《战狼2》类型化程度更高、更完备。《战狼2》所代表的主流大片的一个类型——“特战英雄电影”，其英雄审美与消费所释放的势能，有着更强劲的吸引力。“献礼电影文化模式”更为集中的效应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所拍摄、于年国庆档上线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献礼片的火爆热映中进一步显现出来。据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数据显示，截至年10月8日，三部影片的总票房破50亿元。在观影人次上，年国庆档是继年春节档、年春节档后，第三个观影人次破亿的七日档期。“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全面显现出了新的活力。三、激活的经验支点与机制：“英雄性审美”及其类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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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年间，“献礼电影文化模式”在商业化的大语境中被重新激活。除了在主流电影层面延续着献礼电影的制作套路外，还有一种与宏大叙事的献礼大片的建构完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即以英雄和英雄形象的银幕塑造为重心的建构。实际上，这是“十七年”英雄电影所奉行的基本策略——即注重英雄形象的银幕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在实践中不断流变、发展和定型，形成了“十七年”电影鲜明的特征：“英雄电影”。其中，英雄塑造和英雄形象的银幕展现与传播成为核心要素和显著特征。“英雄性”与“英雄性审美”是剖析其主要机制的关键词。概略地说，“英雄性”是一种特殊状况的人性，是与*治、道德相联系，体现为个人能力及其价值实现的形象彰显。“十七年”电影“英雄性审美”的走向是从静态到动态，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英雄性”呈现到普通人性与英雄神性的文本内呈现。例如，以《钢铁战士》《董存瑞》《青春之歌》为代表的影片呈现出“英雄展示模式”“英雄成长模式”和“英雄被拯救—成长模式”的历时性互融与更替，使“十七年”电影采用“英雄性审美”的方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塑造了一批具有经典的革命英雄形象。（2）其中，《青春之歌》的导演崔嵬巧妙地把单一的*治性、*策性宣教转化为文化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英雄性”这一神性化的人性和普通人性进行嫁接，并构置出贯穿全片的审美张力。影片中，林道静的“拯救—成长”就进行了多次反复，在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以及狱中相识的林红等人的交集中获得了不同的人性与*性的聚焦。在此，“英雄性”既是英雄个体由普通人性成长的结果，同时又处在丰富的普通人性中，使“英雄性”塑造与接受的全过程都浸渍在“英雄性审美”的气场中。“十七年”英雄电影的“英雄性审美”和经典生成，既是新中国电影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资源（资本）再造不断绵展的现实存在。实际上，近十年来主流大片真正的突破效应，其经验支点就是凸显英雄重回“英雄性审美”的策略上。年起，以《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为代表的“特战英雄电影”，重新将“十七年”间英雄形象的银幕塑造这一要素前置，使主流电影的“英雄性审美”从个体化的英雄塑造中激发出来。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曾指出，经典好莱坞叙事策略的目标是“将时间和空间个人化，以遵守以心理因果性为基础的经典叙事”。（3）这是观众对银幕英雄认同的前提与根本机制。“十七年”英雄电影的英雄塑造，“更多是按*性原则（包含人民性、阶级性）来塑造的”，主旋律电影的英雄塑造方式口径更为广泛，但仍未真正解决英雄人物塑造与观众接受的问题。（4）近年来，“特战英雄电影”采用的策略是“英雄性”在个人和体制、集体关系上的转换，个体英雄的凸显必然要求电影时间和空间的个人化。影片将“孤胆英雄”置身于远离体制中心的边境或国外开展活动，并呈现出丰富的人物性格（人性的优缺点）。同时，在个人化的基础上再巧妙地缝合“主流”，将“英雄性”的内核（*性、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装置在后台，巧妙实施迁延性的银幕传达。此外，“特战英雄电影”借助数字特效技术打造的奇观化影像，充分迎合了当下主流观影群体的审美诉求。电影情节中嵌入异国风情、海陆空战争场景等奇观场面，呈现出多种类型元素融合的趋势。《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既承续了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惯性，又借鉴和榫接了“十七年”电影“英雄性审美”的经验和“特战英雄电影”中的“孤胆英雄”形象建构的探索，呈现出多点化的、以英雄为基点的献礼片创制。其中，《我和我的祖国》是英雄低位化、普通人化，从而实现时间和空间个人化的集锦式文艺片。七个短片的主人公都不是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也不是模范、标兵，而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弄堂里的小市民、北京出租车司机、扶贫办主任、战斗机飞行员等共和国70年间各个重大历史事件节点上的“小人物”，但其“英雄”行为又链接着从开国大典、两弹一星研制、女排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神州十一号飞船返回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等重大事件，成为重大事件中的一颗螺丝钉或见证者、参与者。七部短片都被“我”和“我的祖国”的主题所统摄，七个凡人故事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生活空间，但都有着联系祖国的“英雄性”的闪光点。例如，《前夜》里电动升旗装置的设计师林治远和保卫科主任老杜，通过百姓的抱拳礼与解放**礼的手势互换，实现了体制内外彼此身份的认同。《相遇》中，隐姓埋名投身“两弹一星”事业的高远与昔日恋人相遇但不能相认的背后，是情与理的难以抉择和为国献身的悲情，既有个体关怀，又有国家担当。《夺冠》的导演徐峥说：“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有很强大的力量。”（5）《夺冠》以上海弄堂文化为背景，从孩童视角切入，最后东东高举天线的造型与荧屏中女排三连冠的辉煌时刻交相呼应。《北京你好》表现一身市井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万分不舍地将自己视若珍宝的奥运会开幕式门票赠送给远赴京城的汶川地震孤儿的举动，是普通人高尚的情性与德性的彰显。正如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Metz）所说：“电影的实质就是满足观众的欲望。”（6）“祖国”在这些片段里不再是抽象的、外在的观念，而是在平民化的叙事逻辑里生发为实际的关切，从而牵引出无数人心中炽热的历史记忆与家国认同，达成共情共力的审美效果。除了对普通人“英雄性”的发掘，《我和我的祖国》在结构上还采用了集锦式文艺片的形式。中国电影对“集锦片”的尝试始于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女儿经》，而年联华影业公司集全公司之力推出的《联华交响曲》作为“集锦片”的代表作，集结了司徒慧敏、费穆、蔡楚生、沈浮等八位著名导演，用八个独特的故事组合成银幕的时代交响曲。《我和我的祖国》同样集结了国内影坛老中青三代七位导演、五十余位优秀演员，在“我和祖国”的同一主题下，以《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短片集锦合成。这种时长均在二十分钟左右，类似于短片套装而成的“集锦片”，不仅是中国电影史历史资源的延续，而且与网络化时代，受众群体习惯于短视频消费和碎片化叙事相对应的策略。正是这些策略的综合效应，使《我和我的祖国》成为国庆档“三部爆款献礼片”中票房最高、口碑最硬的一部。同时，影片的主题曲《我和我的祖国》一改李谷一版本的字正腔圆，选择重新编曲并由王菲演唱，突出个人化、抒情化的独特质感，也助推了影片的热度。《中国机长》是一部灾难英雄电影。同样是取材于真实的航空灾难事件，年拍摄的《紧急迫降》更多是展现天地一心化解危机，帮助东航客机成功迫降的惊险过程；20年后的《中国机长》却凸显了面对突发灾难时机长的英雄行为。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灾难片的类型程式是“灾难—拯救”。拯救者亦即灾难英雄的塑造，是其类型化创作的关键。《中国机长》着力塑造了以川航机长为主的英雄机组群像，巧妙地利用万米高空通讯失联、事故突发造成的阻隔，将时间、空间个人化。影片展现了机长的机敏果决、高超技能和沉着刚毅的内心视角，以及乘务组团队的齐心协力，将“英雄性”呈现于惊心动魄的拯救之中。灾难片的核心类型元素是营造逼真的灾难场景。《中国机长》的灾难叙事则将危机感、刺激感、恐惧感层层递进，故事跌宕起伏。此前，在年暑期档上映的《烈火英雄》也是运用灾难电影的类型化叙事，成为国产灾难英雄电影的一次尝试。火场的阻隔为时间、空间的个人化提供了契机，实现了“英雄性”在个人和体制、集体间的转换生成。《攀登者》是一部以登山为题材的体育竞技英雄电影，根据和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珠穆朗玛峰作为脱离常态化的极地和生命禁区，中国登山队队员在登山过程中自然地完成了时间、空间的个人化。登顶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和民族荣誉感、自豪感的获得，是英雄性情感的叠加与爆发。《攀登者》的编剧阿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时是我们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川河流。它同时也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就像当年的中国女排，因为体育是国家精神的张扬。人的意志、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7）在两段登山历史的交错闪回中，方五洲和曲松林因为救摄影机还是救人的问题发生争执，李国梁为保护摄像机而牺牲，测绘局队员陈龙为保护觇标坠落雪山等，都展示了登山队员内在精神力量的凝聚和宣示，有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奉献精神。气象、医疗、后勤三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徐缨、赵虹、黑牡丹，成为突击队能够最终顺利登顶的重要基石，也成为攀登者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英雄。攀登“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攀登者从山脚的普通人成为登顶时的英雄的过程。概而言之，近十年来“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激活与再造，一是回归“十七年”英雄电影“英雄性审美”的历史经验支点、借鉴了“特战英雄电影”的“孤胆英雄”策略，以庆典献礼为契机，实现了英雄电影的类型拓展，使得新的英雄电影的类型谱系雏形初现；二是“英雄性审美”的院线消费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从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年暑期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到年国庆档的三部献礼大片，虽分属“特战英雄电影”“科幻片”“动画片”等不同类型，但英雄与“英雄性”、“英雄性审美”与“英雄性消费”却是其内含的共性和“爆点”的药引。（虞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张钰，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级博士研究生）注释*本文受中央基本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图像与影像建构的文化记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SWU）；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观念-美学’体系生成流变研究”（项目编号：19BC）阶段性成果。（1）虞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新中国电影文化模式与叙事范式的创生》，《文艺研究》年第3期，第84页。（2）虞吉《中国电影史（第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3）[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版，第7页。（4）虞吉、张钰《从“主旋律”“新主流”到“特战英雄电影”的进路历程》，《中国文艺评论》年第7期，第65页。（5）李霆钧《〈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路演,宁浩徐峥开启“开学第一课”》，《中国电影报》年9月8日。（6）[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年版，第页。（7）马李文博《敬畏自然，人在自然面前永远不会胜利——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中国艺术报》年3月6日。-END-栏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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