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o影人第14期：导演—万玛才旦
万玛导演是很知名的导演，有许多好的作品，也获得过许多有分量的奖项。此前拜读了《环球人物》和《单读》等媒体上，许多资深的学者、影评人与万玛导演的对谈，对于万玛导演的创作已经聊得很全面深入。
之前的采访更多地聚焦在万玛导演的电影创作上，而万玛导演除了是电影人，也是小说家、翻译家。电影是他讲述的其中一种方式。如果更准确定义万玛才旦，我认为是“讲述者”。
我索性就天马行空地与万玛导演聊藏区、聊故事、聊创作。让读者小伙伴从故事讲述者的角度，认识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
电影导演，编剧，作家，文学翻译者。以电影和小说创作为主。
从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诱惑》《城市生活》《嘛呢石，静静地敲》《乌金的牙齿》等多部藏、汉文小说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获得“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青海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年因小说集《乌金的牙齿》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殊荣。
从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主要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因其对故乡深入而细致的描述，使人们对藏族文化及其生存状况有了新的体认。作品获意大利威尼斯国获得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等数十项国内外电影大奖。
根根：万玛导演，很荣幸采访您。聊起藏区，我人生唯一一次进藏是初三的时候，从成都坐车去了甘孜的塔公。我关于藏区的记忆很深刻，但由于时间久远，我记忆中的一些景象变得更神奇了。比方说我记得藏区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塔公寺的金塔尖特别尖，鹿、僧人、雪猪子、孔雀的羽毛等等，特别地魔幻。
我看您的电影的时候，又回忆起了这种久远的感觉。您在之前的一些采访中曾提到过，您的作品反映的是“藏地的真实”。您怎么看待藏地的真实，和藏地的神秘魔幻之间的关系？
万玛才旦：你说的“魔幻和神秘”，在我看来也是“藏地的真实”的一部分。比如你记忆中很大的月亮，在我们拍《气球》的时候也遇到过。有时，当你看到湖面或者一座山有一轮月亮升起来时，就特别大，好象一个特别虚幻的东西，觉得那个月亮仿佛是可以拿下来的，就好像是挂在天上的一个道具一样。就是《楚门的世界》里那种感觉嘛。尤其可能没有到过藏区的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以前也有经历过，现在的交通很方便，一天就可以从北京回到老家，这个距离突然缩短了，就会让你产生那样一种特别魔幻的感觉。仿佛像另一个世界：村庄里面特别安静，你能看到星星离你很低，月亮特别大。跟你在城市里面的体验和感觉是完全相反的。
在那样的地方，确实会有很多这样“魔幻”的感觉，因此藏地本身也有很多在别人看来很神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气球》里面这个轮回转世，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但在藏人看来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大家相信轮回，相信人的灵*是不死的、延续的，这个跟藏人对生命、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有关系。藏人认为这一世完不成的一些事情，可以寄托到来世再做，所以他会祈祷来世，这也是藏人对待生命或者生活甚至是苦难、死亡的方式，或者说态度。
电影《气球》海报
就像《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们，他们不识字，完全没有上过学，可能就是一个牧民。突然有一天醒来或者昏睡几天几夜后，就能说唱《格萨尔王传》，而且说唱的语句什么的都非常优美工整。你很难想象他就是一个完全没经过训练的牧民。成为作家或者诗人，需要长久的语言训练、叙事和意向表达的训练，这样文字才能达到一个高度，才能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但是在藏地就有说唱艺人这样比较奇特的事情。
据这些艺人们说，格萨尔王整个在他梦里面演绎了一遍，所以他能记得所有的事情，不是一部，是很多部。有些艺人他能讲一百多部甚至两百多部。抢救《格萨尔王传》的小组把一些艺人请过来，每天面对录影机来录。确实也是很多人都阐述了很多部，有不同的版本，扎巴老人版之类的版本，就是这样出来的。他们的讲述也会发生变化，可能在草原的时候，就能很清楚地讲出来，但是到了城市里，面对冰冷的机器，慢慢地，这个能力就消失了，完全讲不出来了。这样的例子也有，这样的小说也有，这样真实的人物也有。
根根：您的身份是导演、编剧，也是作家，所以我个人认为您的身份，说是一个故事的创作者和讲述者更准确。您成为这样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不是和您生长的文化环境有关系？
万玛才旦：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格萨尔王》那些艺人可能是突然成为的那种讲述者，我是逐渐成为了一个讲述者。
我是通过影像的方式讲述藏地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这有一个磨炼的过程。每个小孩从懂事开始，可能就喜欢讲故事，老人也会跟你讲很多的故事，尤其在藏地是这样，它会把很多东西跟故事关联起来。比如说佛教里面的很多理念，就是由很多很多的故事组成的，通过故事的方式讲佛教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的精神，可以让这些精神通俗易懂地进入到信徒们的心中。以前，大多数信徒没有受过教育，也不识字，所以他理解一些佛教的核心的东西，只能通过那样一种方式。在藏地，故事对人们而言特别得重要。
万玛才旦小说集《乌金的牙齿》
藏人特别喜欢形象化、拟人化或者用一个寓言的方式去讲一个事情。在藏地有很多神山、神湖。人们甚至会把这些神圣的东西化成一个优美凄凉的爱情故事来讲，说这个神山和这个神湖曾经是恋人关系之类的。
根根：您逐渐成为一个讲述者，是因为爱好、天赋还是传播藏地文化的使命感？还是其他原因？
万玛才旦：首先我觉得是兴趣所在。兴趣跟天赋也是有关系的，喜欢什么、在什么地方有天赋，你肯定就会往那个方面努力。就像现在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也是这样的，先看一下、试一下，有没有音乐的天赋、绘画的天赋，最后再选一个方向给他。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点相似的。自己有一个摸索，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慢慢觉得能讲好故事。
比如说小学作文一开始就会有叙述的训练：一个班里面，让大家写一件小事，有些同学他就能写得好，有些同学就完全写不出，我觉得这个是跟叙述的天分也是有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自己的经历、经验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叙事训练，从你上小学开始，或者没上学开始，就已经起步了。你听了别人的故事，你有了讲述的欲望，你再组织语言，思考怎么讲述，怎么开头，怎么收尾，怎么展开。
而民间文学，它会有不同的讲述者。在不同的讲述者之间，他讲述的内容甚至可能就产生差异，像《格萨尔王传》也是，扎巴老人版，玉美老人版，各种版本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种差异就是来自于这个。如果是作家文学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事情，作家写好之后，出版物印刷出来面对读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东西了。但民间文学它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发展，可能同一个民间故事，两个村庄之间都存在差异，故事里会带进他们的认知、对待世界的看法，从股市中你能看到这个的演变。
我自己翻译过一个西藏最经典的民间故事集，叫《说不完的故事》。它原文是从印度过来的，据说是印度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大师所写。这完全是一个梵语文学，有点像《一千零一夜》那种形式，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它们之间有一条线索串起来，就像那个念珠一样，有颗。
万玛才旦翻译作品《西藏：说不完的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也是这样，它是一个印度的故事，然后传播到尼泊尔，传播到那个时候佛教盛行的国家，有满文版，也有蒙文版，很多个版本。因为里面的故事非常形象、生动，所以也以口语化的形式传播到民间了，在传播过程中，大家就会通过集体智慧加工这个故事。所以你看到藏地版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文化“西藏化”的故事了，里面的景物、人物名字，甚至一些思维方式什么的，完全是西藏的故事了。你再看那个印度的版本，就有很大的不一样，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有很大的区别。
根根：您电影中表达过许多文化碰撞方面的思考。我们知道，您很早走出藏区，面对文化的碰撞，您是否会过撕裂感或者是不适应？
万玛才旦：肯定会有。这是一个很综合的表现，一方面就是两种文化体系都对你有影响。你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带给你的文化是主动的，就很自然地进入你的潜意识和生活的任何领域。上学之后，你就要被动地接受很多东西，比如唯物主义的观念，所以肯定会有这样的撕裂感。比如说可能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一般唯心主义者他会讲，是太阳在转，太阳围绕地球在转，但是你上了物理之后，会告诉你其实太阳是不动的，你就会有一个对比。
如果只是纯粹的唯物主义，没有其他的文化背景，那就有很清晰的答案，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转，但当你有了两种知识体系的对比之后，你就会反思，甚至会跟别人争这个东西，这样的时刻其实是挺多的。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会遇到文化之间的偏见。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东西，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也会有挣扎、有反思。这种东西它是一直伴随你的。
电影《气球》剧照
根根：您的影片，视听语言跟内容特别融合。而一些其他导演，特别是青年导演，可能风格特别强烈，视听和内容很撕裂。你怎么看待影片风格的问题？
万玛才旦：就是找到自己的方法，哪怕你是撕裂的，也有表现撕裂的方式。你在表现一个平静的故事内容的时候，你就得找到一个平静的方式。像咱们学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撕裂的电影，如果他这个形式跟内容是非常恰当的，那也非常好，像拉斯·冯·提尔的电影也很撕裂，甚至可能有些变态，但是他表现的很好，作为电影它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可能那样的内容和这种冲撞甚至是撕裂，对创作反倒是好的，肯定是有帮助的。
根根：我们有一个读者小伙伴，是藏族人，他想向您问一个问题。您的作品有一些藏地风格，虽然真实地反映了藏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但是藏族地区的影视行业不像内地这么发达，看电影的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很少，但是其他地方普通观众又可能不能完全地感同身受藏地的文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万玛才旦：电影有电影的特性。如果是小说，那可能有些藏族的小说，它就是针对藏民的，有些汉语的小说，它就是针对汉语读者。但是电影必须得面对更广泛的观众，跟广泛的观众见面，才有多种的可能性。从成本的角度讲，你的投入必须得通过商业的手段收回来，市场肯定是你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怎么处理这个题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拍这些藏族题材的电影，首先肯定是拍给藏族人看的，藏语的对白，发生在藏地当下的故事，想讲自己民族的状态、处境，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思维方式就呈现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所以肯定是首先针对藏族人民。但同时绝不局限于藏地或者藏族观众这样一个范围，我希望影片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感受到。
所以我更多时候在讲“人”的故事，不是讲奇观的故事，可能很多人期待藏地奇观的故事，类似一个“神奇的藏地”。但我的作品，会把